徽商是我國古代商業的一次崛起，是商業文化的一次革命；徽商倡導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商業道德；徽商創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務理念。

徽商的成功之道

我覺得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探討徽商的成功之道，一是徽商的創業精神，二是徽商的創新能力。

徽商的創業精神表現在拼搏、勤儉、謙讓、誠信等幾個方面。徽州有句廣為流傳的民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許多徽商從小就離鄉背井，出外學藝，奮力拼搏。他們重勤儉、重自強自立，“惜衣、惜食、惜財兼惜福”、“求名、求利、求己勝求人”。行謙讓之德以營造和諧的周邊環境是徽商的又一個特點，信奉“世事每逢謙處好，便宜多自吃虧來”，“忍半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因此，徽商的客戶關系、同行關系、賓東關系、政商關系特別融洽，為自身發展增強了合力，減弱了阻力。商以誠為本，人無信不立，誠信二字是徽商創基立業的根本，杭州胡雪巖故居第三進中堂掛了一幅豎匾，上書“戒欺”兩個大字。

徽商的創新能力源自徽商的注重實踐，終生學習，日新月異，以人為本等理念。許多徽商都是從小本經營開始，逐步發展，在經商的實踐中學，從實踐中知難克難，學實用知識，創實在效益，崇尚“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西遞有一副有名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徽商終生學習，不斷創新，“得地還須進一步，知天更上一層樓”。

徽商的文化根基

儒學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居統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也是“徽文化”的根基。從區域文化特征上看，徽州是明清兩代主流文化———以儒學為基礎的程朱理學的發源地，儒學的倫理道德觀念成為一代徽商精英創業、創新的指導思想。

“儒商”是徽商的主要特征，徽商以儒學為指導思想，形成了具有共同的觀念信仰、倫理道德、禮儀風俗的“文化特質”，建立了一種以同行公認、自愿遵守的商業行為制度為特征的“文化模式”。如在商業行為中，“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以人為本”；在創業發展中“講勤儉”、“講謙讓”、“講和諧”、“講效益”；在學習修養中提倡“自主自立”、“行而后知”、“學無止境”、“學以致用”等理念。

如果把徽商比喻為中國商業經濟的種子，“徽文化”就是萌發、培育的土壤。而徽商的崛起又為“徽文化”的振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恩格斯說：“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徽州的富商巨賈，多熱心于“出巨資辦書院”、“延名師課子孫”，既促進了“徽文化”的昌盛，又成為振興徽商的強大動力。

徽商衰落的原因

為什么稱雄中國商界四百余年的徽商在清末民初卻逐漸衰落呢？徽商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是儒學理念的影響：隨著我國封建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變革，由于各種歷史原因，徽商文化未能“與時俱進”，封建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如攀援官府、官商勾結、重宗守禮、光宗耀祖等落后于時代的觀點，禁錮了徽商的經營活動，許多徽商認為“世間第一等好事惟有讀書”，功成名就的徽商醉終追求的不是在商界繼續做強做大，而是衣錦榮歸，課子讀書求功名。

二是封建社會官場傾軋的影響：在封建社會的背景下，大徽商都是依靠官府特許經營的官商，隨著官場斗爭的成敗，靠山倒了，一批依靠的徽商也就跟著垮臺。胡雪巖就是靠給左宗棠辦兵糧起家的，但以后又由于李鴻章和左宗棠政派之爭而受連累。滿清衰亡就使大部分徽派官商失去了依靠。

三是外國資本的影響：晚清時代，列強資本隨著兵艦和洋槍洋炮進入中國，勢單力弱的徽商在和洋商競爭中失去了市場。胡雪巖就是因為與洋商爭奪生絲市場失利而醉后破產。

四是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徽商興盛時，主要經營鹽、米、絲、藥等大宗貨物，靠新安江、長江水運。國際商貿興起后，海洋運輸重要作用日益顯現，徽商未能抓住機遇，由江入海。明末也曾經有個別徽商試圖開辟海上市場，終因各種原因被視為海盜，受到打擊。

五是太平天國戰亂的影響：一批中小徽商在清政府與太平軍的戰火中失去了財產和市場。

概而言之，徽商的衰亡是由于不能適應當時正在激烈變化中的政治、社會、倫理、文化和國際商貿環境，沒有與時俱進、抓住機遇。

徽商所處的是中國特色封建主義的市場經濟萌芽時代，滿清政府為了維護腐敗統治，不愿也不敢真正的鼎革圖新，只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徽商醉終走向衰亡的社會制度原因。

可資借鑒的商業文化

縱觀各個歷史時期的商業文化，都與當時經濟發展、社會制度有關，有其特殊性；但又與市場商業行為有關，有其共同性。這些共同性的商業文化，在構建現代商業文化中是可以借鑒的。

中國是商業和商業文化歷史悠久的國家，商朝就是以“商”名代。在商、周兩代，商人地位是很高的。齊桓公的兩個重臣管仲和鮑叔牙是安徽人，都是商人出身，范蠡辭官下海，在“陶”地經商，改姓朱，人稱“陶朱公”，富可敵國。司馬遷在《史記》中專門寫了一篇《貨殖列傳》，開篇就提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商、周工商業的興盛，有客觀歷史原因，“春秋戰國”和“東周列國”時代政治分裂，各個小國之間須互通有無，各取所需，但當時信息并不準確、靈通，法制又不嚴密完備，而且跨國商業經營又不受本國法律管轄，商業活動機遇與風險并存，如何趨利避險，在商業交往實踐中形成了以“契約”和“誠信”為核心價值觀念的商業主流文化。“契約”以互利共存為目的，以協商談判為手段，以“誠信守諾”為基礎。“契約”的實質是在對集體利益充分尊重的同時，對個體利益追求。自覺的契約理念和誠信精神，一定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契約”是商業文化的行為準則，“誠信”則是商業文化的道德基礎。

誠信是儒教倫理道德的主要內容，也是儒家做人、處世、為政的行為準則。孔子的學生子貢當官了，向老師請教從政之道，夫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也矣。”孔子說從政要重視的三件大事，一是足食，民以食為天，要發展經濟，讓百姓吃飽、吃好。二是要加強國防建設，春秋戰國時期，保衛疆土的兵力很重要。三是要建立一個誠信社會。孔夫子還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挽，小車無扼，其何以行之哉”。儒教把誠信的民風、誠信的社會、誠信的政府看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社會前進的方向盤。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市場一體化”的浪潮蓬勃興起。在國際化的游戲規則中，對“契約”、“誠信”的要求更科學、更規范、更嚴格，“誠信守約”是國際社會公認的現代價值觀，它反映了現代社會“人本化”、“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它的價值取向是為社會提供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氛圍；提供社會成員和社會群體實現普遍交往與交流的信任基礎；提供以單個利益主體出讓部分權利以換取有關主體普遍同意為前提的契約精神。

徽商遵循儒學“仁者愛人”的理念，致富之后，修橋、筑路、辦學堂、建會館，扶貧濟困，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現代商業文化，也應涵蓋“企業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內容。也就是一方面較大限度地提倡和保護企業的市場主體性、創造能力和創新精神；另一方面要提倡和促進追求利益醉大化的市場主體與其它社會成員之間形成一個合理合法、和諧相處的共同體。

我們在構建現代“商業文化”中既需要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更需要弘揚和更新我國的傳統文化，溝通民族文化的血脈，注入新的血液而蓬發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