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徽州樸學家治學范圍廣博，具體課題窄而深。如黃生治學范圍涉及經史子集，但具體研究都是從文字、聲義上入手。江永、戴震、程瑤田、俞正等凡經學、史學、天文、地理、數學、音律等無所不通，但所選題目一般都很小，在這個題目范圍內，務必把資料搜集齊全，所著雖多屬小篇，但大都極其精銳，如戴震考證禮制的十幾篇文章正是如此。

其次，在治學方法上，徽州樸學家善于提出規律性的問題，發前人所未發。戴震校《水經注》發現經注分別有三種情況：一是經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再取水名，注則詳細記載所納群川，并詳加采摭故實，多次提及水名；二是經文記水所流經州縣，稱“某縣”，注則稱“某故城”；三是經例云“過”，注例云“逕”。找出規律以后，校勘就容易了。凌廷堪《禮經釋例》將全部《儀禮》拆散了重新比較整理貫通，發現若干原則，將其分為通例、飲食之例、賓客之例、射例、變例、祭禮之例、器服之例、雜例八類，尋例析辭，便于學者稽考，方法科學，是經學研究中的一大創造。

其三，徽派樸學家求實求真，敢于突破前人舊說提出己見。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考證從《易傳》到《莊子》、《列子》等包括經史子集各個領域102種經典或全偽或部分作偽的情況。戴震明確提出“其得于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答鄭用收書》）。

其四，以名物訓詁以通經義，以語義分析闡發哲學思想。徽派樸學家并不局限于考據范疇，戴震曾說：“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又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其道。”（段玉裁：《戴東原年譜》）由此可見，考據對于戴震來說只是手段，將文字訓詁與名物制度作為名道的工具，闡發“義理”才是目的。